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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被稱為“歷史上最大的盜墓賊”實為誣陷

2015-03-20

本文摘自:《學習時報》2012年4月23日第09版,作者:欒貴川,原題:《討逆檄文能作為評價人物的依據嗎》

在我國古代典籍中,有兩篇著名的戰前檄文,分別涉及兩個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:殷紂王和曹操。殷紂王是商朝的亡國之君,曹操則是曹魏王朝的實際締造者。在古代社會的主流輿論里,這兩個人物全都是負面形象,但是,自古及今,也有不少人在為他們鳴不平。

《論語語子張篇》記載子貢說:“紂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,天下之惡皆歸焉。”子貢是說,殷紂王的罪惡,根本沒有現在人們所說的這么嚴重,如此看來,人不能處在社會主流輿論的對立面,否則,天下所有的罪惡全都會加到自己頭上。這表明,到了春秋末年,人們就對殷紂王添加了不少罪狀,只是子貢沒有說出當時已經具體累積了多少條而已。

那么,殷紂王到底犯有哪些罪過?究竟有沒有一個比較接近事實真相的歷史記載呢?《尚書牧誓》記載的是周武王率領西南諸侯聯軍開赴牧野,對商朝軍隊展開決戰之前召開誓師大會的史實,姑且可視作一篇戰前檄文。據《牧誓》記載,在這個誓師大會上,周武王為了激勵聯軍的斗志,一口氣羅列了殷紂王幾大罪狀,他說:“今殷王紂,唯婦人言是用;昬棄厥肆祀弗答;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;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,是崇是長,是信是使,是以為大夫卿士,俾暴虐于百姓,以奸宄于商邑。”這是迄今為止,記載殷紂王罪惡最為原始的史料。這里清晰地表明,殷紂王的罪狀共有四條,分別是:第一,只聽信“婦人言”;第二,罔顧國家利益,不祭祀列祖列宗;第三,不起用自己的庶兄弟;第四,任用其他方國的逃犯,使他們在商繼續為非作歹。據史家考證,周武王所列舉的這些罪狀,全都是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啟提供的,因此比較接近事實真相。

失去民眾擁護,確實是殷紂王亡國的主要原因。另據《左傳》昭公二十四年記載,劉公對萇弘說,《大(泰)誓》記載,周武王說過:“紂有億兆夷人,亦有離德。余有亂臣(即治臣、賢臣)十人,同心同德。”由此看來,殷紂王并非罪大惡極,只因他是亡國之君,后世對他的丑化便逐漸升級,使他一步步成為罪惡的典型。至于后世所傳說的酒池肉林、炮烙之刑等,則純屬虛構。

在曹操的生前身后,曾經擁有很多“頭銜”,“歷史上最大的盜墓賊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有史料記載說,曹操曾經盜掘西漢梁孝王墓并設置專事盜墓官“發丘中郎將”和“摸金校尉”。此事是否屬實呢?現僅就這一點略作討論。

東漢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正月,袁紹和曹操在官渡大戰之前,袁紹命幕僚陳琳致書盟軍豫州牧劉備,約請他及時作出策應。陳琳便寫下了著名的《檄州郡文》(《文選》卷44作《為袁紹檄豫州》)。有關曹操掘墓并設盜墓專官“發丘中郎將”、“摸金校尉”之語,就出自陳琳的這篇檄文。

檄文長達1300余字,其主要內容有:第一,曹操的祖父曹騰身為宦官,在朝中伙同他人“并作妖孽,饕餮放橫,傷化虐民”;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個養子,形同乞丐,通過貪污聚斂錢財,買官而身居高位,為非作歹。第二,曹操本是“贅閹遺丑”,

無德無才,拘禁獻帝,“專制朝政”,殘害忠良,“專為梟雄”;又“率將校吏士”發掘梁孝王(案,指漢景帝同母弟劉武)陵墓,“略取金寶”;設置“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”專事盜墓,激起“人怨天怒”。第三,皇帝遭受脅迫,天下的“忠臣”、“烈士”理應“興威奮怒,誅夷逆暴”,伸張正義,即使“肝腦涂地”,也要齊心協力消滅曹操勢力。

陳琳這篇檄文的“價值”在于其“感染力”,內容卻多不屬實。

檄文極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騰、父親曹嵩,有其特殊的用意,它迎合了當時社會“清流”對宦官集團的仇恨心理,并進而達到攻訐曹操的目的。東漢后期,宦官和士大夫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?;傅垩屿渚拍?公元166年)、靈帝建寧二年(公元169年)先后發生了兩次“黨錮之禍”,宦官集團對以太學生為主體的“清流”進行了全面的清剿。在此后的20年間,宦官勢力達到了極盛,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擔任令、丞,宦官的兄弟親戚充任刺史、郡守。

袁紹出身于顯貴之家,自其曾祖父袁安以來,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,史載袁氏“門生故吏,遍于天下”(《后漢書跐袁紹傳》)。靈帝中平元年(公元184年)黃巾大起義爆發以后,東漢政府組建了一支新軍以保衛洛陽,在西園設立總指揮部,這就是著名的“西園八校尉”,宦官蹇碩為上軍都尉(即總統帥),袁紹為中軍校尉(即副總統帥)。靈帝死后,大將軍何進殺死蹇碩,不久何進也被殺,袁紹發兵悉誅宦官,死者2000多人。陳琳的這篇檄文舊事重提,刻意指明曹騰的宦官身份,藉此激起“友軍”以及社會對曹操的“公憤”。

清代何焯認為,后世有關“曹操盜墓”的傳聞,即是以陳琳的這篇檄文為根據,他說:“此事不知信否?!段倪x》注(引)《曹瞞傳》云:‘曹操破梁孝王棺,收金寶,天子聞之哀泣。’似緣此檄而實之者也”。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實曹操“盜墓”,顯然有失公允。今人張舜徽主編《后漢書辭典》“發丘中郎將”、“摸金校尉”條也認為,這兩個“官職”是“袁紹攻訐曹操時所云官名”,實無其事。

殷紂王和曹操都對中國社會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,他們的形象卻由于不盡相同的社會原因,同樣地受到嚴重的扭曲和丑化。這與其說是一種文化現象(“成王敗寇”的文化心理使然),毋寧說是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。

《尚書圠牧誓》篇列舉殷紂王罪惡尚能比較“屬實”,到了陳琳的《檄州郡文》,則對曹操進行肆意詆毀,這表明后世政治軍事斗爭的日益復雜化和多樣化,而恰恰可以印證孔子所論:“古者民有三疾,今也或是之亡也:古之狂也肆,今之狂也蕩;古之矜也廉,今之矜也忿戾;古之愚也直,今之愚也詐而已矣”。檄文這種文體在中古時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,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。

看來,在認知和評價歷史人物時,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仔細考察,更需要實事求是,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。切不可人云亦云,妄作結論。

關鍵詞: 盜墓賊 歷史 曹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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